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敘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編撰於北宋積貧積弱、內憂外患，因變法而黨爭對立的時代中，其內容除了詳於政治、兵戎之事，以供當道者資鑑法戒之外，也蘊涵司馬光重視「中正」與「禮」的政治哲學、安養百姓的政治理念，以及在循環史觀中強調人事作為的思想。司馬光的文學觀念強調實用、反對虛辭藻飾，在「刪削冗長，舉撮機要」的撰史動機與宗旨下，《通鑑》全書行文簡潔、敘事簡要，而且風格如出一手。司馬光以卓越的史學成就，與司馬遷並稱「史學兩司馬」，《通鑑》亦如《史記》，不僅是史學巨著，也具有文學方面的價值。本論文參酌了當代敘事理論與中國傳統史家敘事的實際情形，以及諾思羅普．弗萊（Northrop Frye）的人物類型，王靖宇（John Ching-yu Wang）關於《左傳》之君臣分類，和司馬光文章、奏議中對於君臣才德之要求、分等，與福斯特（E. M. Forster）「扁形人物」、「圓形人物」的說法，藉以探討《通鑑》在資鑑法戒方面的敘事成就。在敘事視角上，司馬光善於運用編輯性全知、客觀戲劇式全知，以達成其敘史的褒貶、資鑑之目的，並巧用客觀戲劇式全知、人物視角與選擇性全知，以使敘事生動有趣。在君臣類型與人物形象的塑造上，人君類型有「低模仿」、「諷刺型」、「高模仿」，與「從高模仿下降」的不同；人臣類型除了一如人君，另有「從諷刺型上升」者。在人物的塑造上，因為褒貶法戒之目的，人君多圓形人物，人臣則多扁平人物；其具體形象之塑造，有直接描述者，也有間接者，例如經由言談議論、動作行為、他人評論、表情勾勒和人物對襯，等等。書中比較生動的人物形象，則常見上述方式之綜合運用。